考中进士之前，吴伟业对于翰林院那是向往已久，做梦都想进翰林院。

但是在崇祯元年恩科考中进士，并且如愿以偿地被皇帝点名分到了翰林院之后，没过多久，他就发现，那些诗文不如他，名次也不如他的三榜进士，比如牛聚明、李信、吕大器、宋应星、李孟辰等人，很快就在皇帝面前崭露头角，不断地得到提拔重用。

直到这时，他才渐渐明白过来，翰林院虽然在士林之中清贵无比，但是与新设立的军机处比较而言，简直完全就是一个边缘衙门了，甚至都没有什么机会在皇帝面前露个脸。

好在崇祯皇帝并没有忘了他，在李信出使朝鲜归来，一下子飞黄腾达之后，空出来的武英殿中书舍人的位置，经过崇祯皇帝亲自点名，由他吴伟业调任。

如今军机处在大明朝堂之上的位置之重要，已经是人人皆知了，之前那些挤破了头要紧翰林院的新科进士们，此时都是后悔不已，包括吴伟业在内，因此此时皇帝从一堆翰林之中选中了吴伟业进入军机处顶缺，让吴伟业非常的兴奋。

不过兴奋归兴奋，进了军机处几天之后，他就发现，他的日常任务还是抄抄写写，想在皇帝面前指点江山谈兵论战，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狂妄幻想，而且即便是现在皇帝给他机会，让他出谋划策，他也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

也是到了这时，他才恍然有所悟，自己素来引以为傲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对于皇帝天天都要关注和处理的军国大事而言，其实并无用处。

同时，翻看军机处的旧档，以及每日跟在皇帝的身边看着皇帝处理军国大事，让年少得志、恃才傲物的吴伟业，对于年纪比自己还小了一岁的崇祯皇帝很快就钦佩得五体投地了。

进入军机处短短十来天，吴伟业的很多想法就发生了变化，在如今的这个新晋军机舍人心中，皇帝这个行当可不是随随便便那只阿猫阿狗就能干得了的，特别是要想干好的话，那可真得是天纵英明不可了，而眼前的这位皇帝陛下，似乎正是有着这样难得的天纵英明。

当天夜里，吴伟业熬了一个通宵，将军机大臣李邦华从山西前线发来的军报，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三份。

第二天一早，将其中的原件留存军机处，一份转往内阁，一份转往司礼监，一份转回通政使司入档。

随着这几份抄件的送出，李邦华督领官军在山西剿贼获得大捷的消息，很快就在京师朝堂之上甚至朝野之间传开了。

与此同时，山西、陕西普降大雨的喜讯，也通过更多的渠道传进了京师，北京城里五月下旬常见的暑热，也似乎因此清凉了不少。

几位军机大臣离京的离京，生病的生病，皇帝对于军务的处置，没有了军机大臣先商议好了再呈给皇帝御览的程序，更加迅速地就被敲定下来了。

当然，由于李邦华本身就是军机大臣，因此皇帝这样做，也不算违反之前自己定下的规矩，更何况崇祯皇帝对于李邦华的奏报，以及经由李邦华之手原件转呈的洪承畴、孙传庭、王国梁等人的军情通报，也没有多大的改动，对他们的建议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他们说咋办就咋办。

李国鐠、徐光启这两个在京的阁臣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是他们一贯的主张，若是身在京师的皇帝老是去干预前线将帅们的指挥，那才是真正危险的事情。

再说这些都是军务，而且是经过军机大臣李邦华报告上来的军务，多数还都是李邦华的意见，李国鐠和徐光启都是明白人，当然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掣肘。

所以，五月二十日夜里，李邦华的奏报以及由他转呈的其他前线抚臣镇臣的军情报告送达京师，五月二十二日早上，崇祯皇帝的旨意就由锦衣卫北镇抚司千户吴国安带着人马快速送往山西军前去了。

在给李邦华等人的旨意中，更多的是封赏，但是其中也有善后和处罚。

在黄芦岭之战的封赏方面，崇祯皇帝也没有吝啬。

追赠战死的山西镇副将王世选、山西镇金锁关参将柳国镇为山西平贼总兵、副总兵。

追授王世选为“宣武将军”、柳国镇为“武德将军”，各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

同时，晋升山西镇游击乙邦才为山西镇参将，李显忠为白冶城矿营中军游击，李显忠所部仍暂归山西镇总兵官王国梁节制。

而山西镇总兵官王国梁，加五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衔，授予“明威将军”称号，另荫一子入京成为皇明忠义讲武堂第四期学员。

至于石门关之战的封赏，崇祯皇帝在旨意中追认军机大臣李邦华之前对麾下的晋升命令，而且对于表现突出的李卑、陈坦、卢元定、董学礼、卢象观等全部官升一级到两级。

其中大将李卑更是被崇祯皇帝直接调任为张宗衡麾下新编的镇西营副总兵，并令他带领所部矿营火枪手赶往石楼赴任，到任以后转归洪承畴节制。

这一点，当然是崇祯皇帝根据火枪手在这一次作战中的表现而做出的决定。

洪承畴的麾下火枪手太少，尤其是新编的镇西营，都是由山西乡兵和卫所溃兵组成，若是不尽快编入一批经受住了战火考验的火枪手，恐怕挡不住吕梁山南段流贼向西的突围。

除了这些人的封赏之外，崇祯皇帝对洪承畴所弹劾的蒲州知州刘令誉，也没有手下留情，特别下了一道旨意给李邦华和洪承畴，命令二人将蒲州知州刘令誉就地斩首，家产抄没，家人充军。

对于这样的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最是切齿痛恨，朝廷的军队即便是军纪不好，到了朝廷控制的地方上，身为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府，你府库空虚、不给给养也就罢了，居然闭门不纳，像防贼一样地防着朝廷的官军，你让这些官军还怎么打仗，还有心思保你一方平安？！

历史上的明末，这样的现象很多，州府的地方官甚至主动送给流贼粮草，恳求他们到别处流窜，而对于前来剿贼的官军，他们则横眉冷对，百般刁难，认为这是朝廷的事情，跟他们无关，而且还担心补给了官军，会招致流贼的报复。

明末官军的军纪的确是不好，但是地方官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雪上加霜，越到后来越糟糕。

这也是明末许多官军，特别是客地作战的官军常常突然哗变的原因。

这个问题，究其原因还是文贵武贱造成的遗毒，而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文官往往调任了事，很少受到严厉的处罚，毕竟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不作为，皇帝虽然心里窝火，但也不好发作。

但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没有时间去追究这个背后的根源，也不想去讲什么道理，既然现在有了这样的苗头，那么就要以雷霆万钧的手段给予震慑，出现一个杀一个，尽量让这样的事情少发生一点。

尤其是这个刘令誉，历史上曹文诏在山西剿贼的时候战死，就与他有着不小的关系，作为地方官不仅不配合，而且对于时任临洮总兵官的曹文诏带领的客军多方掣肘，这样的人现在又冒出来，而且进入崇祯皇帝的视野，那绝对是有死无生，要不然如何做到赏罚分明？！

至于原来下落不明的陕西总兵张国兴，如今也已从刘国能的口中得知了确切的消息，被部将出卖，然后投降被杀。

既然人都已经死了，而且还是被贼军首脑杀掉的，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除了在旨意中，让李邦华将此情况通报山西剿贼前线所有守备以上将校，以儆效尤之外，没有再明旨作出其他的安排。

毕竟一个堂堂的朝廷总兵官，在被贼军俘虏之后，贪生怕死，想投降而不可得，被贼军的头头脑脑们一番羞辱之后，最终被杀，这对于朝廷来说，怎么看都是一件大丢颜面的事情，除了在官军将校之中通报知晓之外，实在是没有必要搞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