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克里姆林宫方面这么快就发动对鄂木斯克政权的总攻势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在战场战胜各路敌人后，白军已经调整了策略，认为，单凭军事强击是无法摧毁布尔什维克的，因为红军的兵力和战斗力已经发展到不容小觑的地步。即便有了华沙城下的失败，也没有伤害红军的根本，反而杜绝了各种利用代理人进行战争的念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腾出手来的协约国进行了两手准备。一手是利用布尔什维克执行“战时**”后，内部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不满进行内部煽动和颠覆——这一手取得了成功，社会民主党的女刺客成功地用带毒的子弹刺伤了列宁，迫使后者不得不暂时进行休养，将中央大权移交出去；一手是利用欧战结束的机会，直接派遣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军队——在远东是日本和美国，在欧洲是英国和法国。

在英法的计划中，中国与布尔什维克接壤最广、投入的兵力最多，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人是要讲条件的，给中国什么样的条件，英法原来有等波兰取得成功后看情势的意思，想着再榨取鄂木斯克政权的余热，不想轻易许给中国好处，因此也就拖延了下来。

在布尔什维克方面，虽然击退了波兰的进攻，但危险还是显而易见。原本按照列宁的意见，鄂木斯克政权既然已经奄奄一息，就暂时不要去动他，以免直接和中国方面发生冲突。但在列宁被刺休养之后，俄共中央进行了微妙的阵营划分，列宁没有明确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因此，担任红军总司令的老资格革命者托洛茨基一跃而居于首要位置。但托洛茨基的地位并不稳固，在俄共中央中，还有以斯大林为首的派别，虽然斯大林的地位和资历比不上托洛茨基，但斯大林比托洛茨基更有手段、更为强硬，而且，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经常存在意见不一致，需要斯大林进行平衡，而斯大林基本上在重大决策中都是支持了列宁，因此还带有限制托洛茨基权力和地位的意味。更要紧的是，斯大林得到了布哈林的支持。

布哈林原本并不支持斯大林，作为老资格的革命理论家，布哈林更愿意和托洛茨基打交道而不是和斯大林打交道。但布哈林是个较为纯粹的理论派，他原来对托洛茨基等人一再宣扬的不断革命理论极为赞同，在华沙城下碰壁之后，他开始幡然醒悟，意识到通过输出革命，通过发动一场席卷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靠谱的，而斯大林则认为先要把俄国自己的事情首先搞好。两人有了共同立场和语言，只是，布哈林对斯大林的支持仅限于党内，而斯大林则用布哈林的支持去和托洛茨基争夺。

因此，在消灭鄂木斯克政权上的分野也显著表明了两个派别存在的巨大矛盾。托洛茨基希望消灭鄂木斯克政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起码也可以扭转华沙战役以后的红军士气。而斯大林因为没法掌握红军，对托洛茨基认为强化胜利的念头都是不赞同的，他不是出于本能，而是出于立场需要反对托洛茨基的方针，甚至，他还以列宁监护人的身份，抛出列宁不赞同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论调——当然，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斯大林，在内心深处，持有的态度原本可以和托洛茨基一致，之所以反对，只是为了政治立场而已。因此，托洛茨基的进攻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坏处，赢了，可以满足他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朴素，输了，可以在党内对托洛茨基发起攻击，无论哪种结果，都不会让斯大林感觉一无所获。

对鄂木斯克政权的进攻，其实中路军提前收到了情报——在这个时候，红军的电报和密码对国防军而言，简直就单纯地令人发笑。但是，蔡锷在做好准备的同时，并没有直接下令让部队顶上。

经过这两年的接触，他逐渐明白了秦时竹的意见和态度，也知道了鄂木斯克政权后面代表的微妙。原本，秦时竹是希望鄂木斯克政权能够成为他制造俄国内部对立与攻防的政权，利用鄂木斯克政权，中国可以实现更多的目标。但是，高尔察克制止了这种可能，他一方面依靠英国方面，一方面拒绝对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这让逐鹿计划中的一部分设想落空。当然，中国方面也就失去了对鄂木斯克政权大力援助的热情，所有的物资和军火，要么由鄂木斯克用黄金买单，要么让英国人用现金买单，总而言之是不肯做一点亏本生意——这一点各方面都清楚，但哪边都没有多余的话好讲。

之所以不提前搞掉高尔察克，完全是因为他对日本也持有不理睬的态度——原本日本方面在进军滨海地区之后，颇有扶持鄂木斯克政权与中国角力的念头，陆尚荣甚至专门安排了战争预案，一旦日本的计划得逞，就要对鄂木斯克政权进行预防性战争，以便在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前提前遏制。不过，基于高尔察克一贯反日的倾向，他牢牢控制住了内部的局势，使得情况并没有朝最不理想的态势发展，也使得这个预案没有了操作空间。

所以，除非高尔察克开出诱人的条件，蔡锷是不打算出兵援救的——这不是惧怕布尔什维克的攻势，恰恰相反，他对于局势有着更明白的认识，布尔什维克战胜鄂木斯克是势在必然的，中国的用意不在于帮助列强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样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未必对中国有利。现在中国最要紧的是，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协调迫使布尔什维克认清目前的局势，让他们承认中国的现有地位和既得利益，维持一个与列强敌对的政权有利于保护自己——那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火力。

“大本营已经发来了密电，要求我们准备击退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最好能够歼灭其5-10万军队，但是，不要试图全歼进攻的布尔什维克，也不要追击的太远——将战线适当向西、向北推进，稳定在原先鄂木斯克政权与布尔什维克的交界处就可以。”

孙传芳微微一笑，“总统的决策高明，恢复到鄂木斯克原有与布尔什维克的界限这个决定一方面可以避免过于刺激布尔什维克方面，为今后妥协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也能显示我们的决心，可以占去实利。而且，从军事态势上看，布尔什维克要长期在我们对面维持一支兵力较为雄厚的部队是不现实的——只能后撤，留出大片空地作为缓冲区，对今后的局势，也是有利的。”

经过秦时竹安排的精心调理，蔡锷已经摆脱了死亡的威胁，寿命较之历史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延长了，当然，他个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经过这段修养，他判断大局的眼光更为提高了，他在心里暗想，这个套路，恐怕又是总统“养寇自重”的一贯做法，真要是拿下了布尔什维克，恐怕列强的矛头又对准了中国，留点余地，不但可以节省自己的力气，而且能避免今后的麻烦。当然，归根到底还在于，如果之前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经过这3年的经历，所有人都相信秦时竹的判断，不管俄国内战怎么打，布尔什维克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透顶的沙皇政权不被推翻，不符合天意。

“大本营的情报也来了。”孙传芳道，“俄国人这次的指挥官叫做谢苗.布琼尼，是个哥萨克出身的骑兵军官……”

布琼尼在日俄战争时期曾经随同顿河哥萨克骑兵第46团到过中国东北并参加了战争，战争结束后，被调到滨海龙骑兵团，驻扎在海参崴附近。一战期间，先后在波兰、德国、奥地利和高加索等地作战。不但对远东的情况相对比较熟悉，而且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

俄国革命之时，布琼尼已经是所在骑兵连的连长，由于掌权的布尔什维克作出了解散一切沙皇军队的命令，布琼尼和手下当起了土匪，在红军和白军的夹缝里生存，也抢劫双方。这种无目的的暴力行动，把红军和白军都得罪了。当时有人向托洛茨基提出，准备消灭布琼尼武装。当时，已经掌握全局的托洛茨基没有同意，他意识到，强悍的哥萨克骑兵将是一支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为了表示对布琼尼的重视，托洛茨基特意将自己使用的“卢梭——巴尔特”牌汽车和一张俄共（布）党证，送给布琼尼。

接到礼品的布琼尼很兴奋，他是一员猛将，但在政治上并无自己的成见，否则也不会同时对红白两军动手。他把自己的部下召来，经过商议，布琼尼阴差阳错地变成了俄共（布）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