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财政不成问题，无非是秦时竹给熊希龄的定心丸，只要欧战继续，国内工商业持续发展，那么明年的财政增收就不成问题。而且，还不是小增，是大增、特增，所以尽管秦时竹说的含含糊糊，给钱的时候又分外大方，熊希龄也懒得多扯。钱多了，自然要花，这是天经地义，何况，这些钱不是扔在水里，是能够见效的长远投资，将来能带来十倍甚至百倍的回报，他又不是看不到这个前景。
但是，当秦时竹说起国策建设的第三项来时，他还是感受到了压力。
所谓国策建设的第三项，重点便是全国的水利建设。
从秦以降，中国的水利建设都是被动的、事后补救型的——只有当某地发生水患，才会想着治理。从大禹治水开始，千百年来已经形成习惯思维。但秦时竹的倡议，却是要把水利建设成为主动的，防范于未然的事件。
“从大局来看，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农却是不稳……农业到目前为止，9成5以上还是靠天吃饭，还是靠了粮食。”在有关粮食生产关乎国家安全的大课题上，后世的秦时竹所熟知的情况和20世纪初的中国并不一样。前面的粮食安全主要是担心国际上利用中国粮食自足率不足来卡中国的脖子，而后面的问题主要是国际大宗倾销的风险造成农民破产——这是国力强弱不同的两个层面，但本质却是一样的，粮食生产关乎国家安全。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最近这几年粮食生产比较稳定，总体产量有所上升，特别在关外推广开垦和部分实现机械化运作，粮食产量有大幅上升。但目前面临的问题也非常严峻，我概括一下，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粮价整体平稳，短期内上涨幅度较大。粮价这个东西，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格，既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更不是长期不动最好……目前的粮价，反映了农民的辛劳程度，但对于国策，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诸位，如果粮价高昂，则工人阶层负担沉重，而农民因为较高的粮价而得以维持生活，有利于缓和农村矛盾。”
正如秦时竹所指出的那样，粮价肯定不是越高越好，高粮价只会阻碍地主向资本家、农民向工人的转化进程。这一点，在秦时竹未穿越前的时空里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特别是，但土地产出不能容纳太多的生产力时，用高粮价把生产力束缚在土地上只能戕害整个经济的运作。当然，过低的粮价不利用形成农村的稳定，在转化之路循序渐进的当口，一旦粮价大幅走低，特别是面临大幅倾销的时候，容易造成农民流离失所。
从长远来看，粮价的涨幅应该略低于各种生产资料的涨幅。当然，在一战的背景之下，事情还有更多的变数——倘若没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将丧失大好的出口机会，而且逐鹿行动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战略储备。所以，秦时竹也坚持认为，粮价如果固话，更不利于形成资源的自发配置。
第二点，粮食生产不够稳定、靠天吃饭。粮食价格的波动，除了小部分的投机因素以外，主要就受制于气候条件——这就造成了不可预见性。偏偏粮食又不同于工业品，生产季节性很强，错过了天时，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必须有一个宽限的储备以及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兴修水利，重点就是克服靠天吃饭的那些弊端，让生产实现正常化，让不可预见性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于，这种不可预见性还和农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凡是天灾，必然大乱，中国如此辽阔的幅员，一年到头肯定有地方遭灾，不兴修水利，就是等死。
第三点，粮食生产科学程度太低，产量不足。虽然这个时候弄不成杂交水稻等高级品种，但秦时竹看过资料，10年代的单位产量不要说与杂交水稻之后的规模相比，就是比起土改之初也是大为不如。这当中，最要紧的就是化肥和除虫剂。至于环保问题，则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先让人生存下去，然后再生存好，才是符合发展的内在规律。
对秦时竹有关粮食问题的论断，内阁陷入了短暂的争论。对于农村问题，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问题，大家当真是不敢掉以轻心。
从情理上说，粮食当然是生产的越多越好，但是，鉴于谷贱伤农的弊端，谁也不敢担保，粮食生产到什么程度是最为适宜的。再加上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粮价就如秦时竹刚才所分析得那样，变得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水利建设，无论对粮食增长有多大的促进作用，都是势在必行的。谷贱伤农，无非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一旦发生水灾，则是社会问题了。
“大总统的论断我赞同，水利非大力兴修不可，但是……”熊希龄不是要唱反调，而是讲起了他的担忧，“一直以来，河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何修缮，着实棘手，而且，巨额开支如何分摊，亦是难事。”
“兴修河工，原本都是中央出一部分，其余由地方补足，但地方贫苦已久，必然只能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岑春煊做过封疆大吏，深知其中的问题，“原本可能只要100万，但经过地方的拨弄，说不定要征收300万，是故都以承担河工为苦，民众也是怨声载道。这个问题倘若不能解决，则积弊无法革除。”
“河工兴修，可以转个思路，一方面就是以工代赈，凡是遭灾的，除了特别困苦的，一般要求参加劳作，另一方面则是拉动内需。”
“拉动内需？”周学熙道，“听起来设想很好，可谁出钱呢？”
“老百姓。”
“老百姓？”熊希龄也纳闷了，“他们哪有钱啊……”
“政府给。”
“那不变成财政出钱？”岑春煊也没听懂，“我大概知道一点总统的意思，国家先拨钱给下面，然后通过增加的税收等收回来，可关键是，如何能保证100%回收呢？”
“没有人敢担保100%回收，也不需要100%回收，只要让钱流动起来，就可以发挥100%以上的效率。”秦时竹为众人算了一笔账，“首先是修筑费，水利兴修，需要用到大量的建筑材料，钢材也好，水泥也罢，都是流通商品，一旦出钱购买，等于税收额已经在了，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次是人工费，本来福利救济，赈灾粮钱是一笔开支，现在并入了人工费，全部是相当于这部分被节省了？我粗略估算一下，这当中可以收回15%左右。”
还有85%呢？众人继续听秦时竹说下去。
“再说人工费，老百姓拿了钱财，他就要去消费，买米买面，买衣买鞋，不怕他花钱，只要花钱，就能有税收征收，最关键的是，只要他买东西，别人就赚了钱，别人自然也要消费，一消费，税收还是变着法子到政府的财政系统中。”这套循环效应、累积增长的理论确实是极为新鲜的，但众人都是精英，稍加点拨，便明白了期间的道理。
有人追问道：“万一的万一，他不消费，而是拿了钱到钱庄或者银行存起来，那该如何？”
“这也是消费嘛……”秦时竹大笑，“只要存钱，就有利息，付息之人岂会白白亏损，或者自行经营，或者贷给他人经营，不管什么经营，只要开张，就有税收！”
“高明！总统的法子，着实高明。”
“所以，我一贯主张对工商业减轻税负，明着看，税负减轻，财政收入减少，但实际上，由于税负减轻，工商业有利可图，办的人多了，税收只会不降反升。不信你们问秉三兄，前清时节的税收和现在比孰重孰轻？税收额谁多谁少？只有先放水养鱼，才能到时候有大鱼吃，还是小苗的时候就把鱼吃了，将来吃什么？”
熊希龄笑了：“我再问个问题，这不是和总统抬杠，而是也有现实考虑的——如果，老百姓拿了钱，不消费，不存款，自个放家里藏起来，怎么办？”
“这也是我想说的话题。倘若是以前，经济运转链条便受到阻碍了，因为银子或者铜钱少了。但现在却不然，藏在家里，有些时候比花出去贡献还大。”
众人纳闷了，这是什么道理？
“期间的关键，说穿了一钱不值，因为老百姓虽然拿到的是钱，可这钱如果不消费，就是一张一文不值的废纸——我们进行纸币改造，千方百计替代黄金、白眼或者铜钱的使用，就是降低纸币的非经济价值，但他不能当做钱用的时候，不会比草纸高明多少。”
众人大笑，把钞票比喻成草纸，还真只有秦时竹敢说——要知道，上面还印着秦大总统的人像呢。
“藏着钞票不消费，国家的财富不会减少，反而增加了，这是因为，每一张纸币都对应着一份财富，当纸币被永久窖藏——我们假设这张钞票被火烧了，那是不是钞票的持有人便受到损失了呢？他损失的，就是纸币代表的那份财富，而这份财富，其实并没有被火烧，还是存在着，他的持有人变成了钞票的发行人——国家，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再印刷一张钞票出来，对中央银行来说，岂不是白白多了一份财富？”
熊希龄恍然大悟：“这是空手套白狼的道理，用不值一钱的钞票去套取别的物资。”
“没错，大道理是这样，但落实到事情上，便有很多文章可做。”秦时竹举例道，“比如，我们最初废两改元，为了让老百姓放心，便宣布只要他们付出1%的汇兑费，便能将纸币兑换回大洋，但实际上，只要钞票和大洋的购买力一样，老百姓是不会浪费这1%去兑换的……事情到了最后，即便取消了直接汇兑，币值还是保持了稳定，这个时候，我们收购回来的大洋岂不是凭空便多了一堆？只要国家信用不到，货币正常流转，这批大洋完全可以挪作他用，事实上，我们也这样做了。”
熊希龄到了今天才明白秦时竹当时让他动用中央银行力量去汇兑、套购贵金属的用意——怕是早就算好了今天。
因为黄金也好，白银也好，都是金属，本身都有价值，你藏起来，社会财富便少了一分，而纸币就没有这个顾虑，所以，只要把钞票花出去，便是税收财政，窖藏钞票，便是溢出财政，无论怎么样，财政兜不会吃亏，唯一需要担心的，则是政府信誉问题。但这个不成问题，虽然秦时竹执政以来中央政府发行了几倍于前清时节的债券，也进行了货币改革，但华元的币值一直异常坚挺。在经过中日冲突之后还有所上升。
针对欧战的局面，中国政府有意识地采取了本币升值的措施，表面上看，这是违背出口导向的重商主义，但对于大力倡导进口替代的中国而言，其实是节约了成本。再者，由于大宗物资的稀缺且不可替代，不论涨价涨到如何都得购买——这一点已经为英法俄购买战略物资所证实。既然不愁销路，为啥不涨价卖呢？公然涨价或许有违商业氛围，那么，中央政府出力一把，推动本币升值是一个隐蔽的办法。
熊希龄等央行大佬已经发现，由于对华元升值预期的一直存在，最近时期以来，外汇流动额度大幅度增加，虽然增加多少无法统计——因为华元是自由汇兑货币，而且在华的外资银行都没有接受中央银行的督察，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的是，银行间，特别是同业公会之间的拆借大幅度增加。甚至央行在大幅度提高隔夜拆借利率后仍然不能消解这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