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扬在哪儿？

我们把时间拨回两个月前。

宋维扬选取的毕业论文题目，本来是《中国乡镇农村购买力调查》。在图书馆查阅社科杂志且得到喜丰公司的市场调查数据后，他又把标题改为《中国乡镇农村购买力衰退与中国内需不足之关系研究》。

等宋维扬在农村待了一个月，他不知道该写什么了，问题太多，一篇论文根本写不完。

宋维扬选取的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保镖洪伟国的老家，一个中部地区的普普通通的小乡村。

在省城的喜丰销售分公司借来一辆面包车，宋维扬和洪伟国轮流开车18个小时。从国道进县道再走村道，面包车都快被抖散了，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田里的秧苗郁郁葱葱，涨势喜人。山地里的麦子也即将抽穗，今年风调雨顺，应该会有个好收成。

村道是农民自己平出来的，铺了许多碎石块。但前两天刚下过雨，路面被拖拉机的轮子压出深沟，再加上雨水冲刷，就变成大大小小的水坑。

有时候水坑太深，面包车陷在坑里出不来，只能请村民们帮着推车。

“一二三，嘿哟，加把力，走！”

农民是朴实的，至少此刻是朴实的。一路帮着推了好几个坑，大家都弄得满身泥水，但嘻嘻哈哈都没吵着问宋维扬要钱。在他们看来，衣服脏了回家洗洗就行，卖那把子力气也无所谓，反正他们有的是力气。

面包车开到村里的小卖部外边停下，洪伟国道：“只能把车停这里，到我家需要过几个田埂，再翻一个小山坳。”

“那就下车步行，”宋维扬掏出一张钞票，对小卖部的老板喊道，“抬两件汽水出来，大家都累着了。我请客，每人发两瓶。”

小卖部老板笑眯眯说：“好嘞！”

农民们却憨厚笑道：“老板大方，推个车不算什么。”

“伟国，这个老板是外地人？”洪伟国的四叔问。

宋维扬掏出一包红塔山，每人都发了一根，笑着说：“我不是啥老板，我就是喜丰公司的市场调查员，跑来农村做商业调查的。对了，喜丰公司的饮料，你们村里没卖吗？”

小卖部老板接腔道：“别说村里，镇上都只有一两家。喜丰那些冰茶、可乐，一瓶要两块多钱，农民舍不得买，我把货进回来也卖不出去。”

宋维扬指着那些玻璃瓶汽水问：“这是你们本地产的？”

“县汽水厂产的，”小卖部老板道，“这种汽水批发价才2毛钱，我拿回来卖2毛5刚好。”

宋维扬问：“老板，你是从哪年开始做生意的？”

“这店子开十多年了。”小卖部老板把烟点上。

“生意怎么样？”宋维扬问。

小卖部老板说：“以前的货更好卖，但进货不容易。现在进货容易了，但卖不动。就说啤酒汽水，只有栽秧打谷的农忙时候才有人买，平时谁有那个闲钱糟蹋啊。”

宋维扬问：“以前农民就有钱了？”

“那是当然，”小卖部老板笑道，“八几年的时候，农民最有钱。一亩地只交50斤谷子就够了，那个时候交公粮积极得很，抢着贡献给国家。交完公粮还剩下不少，可以卖给粮站换钱，这农民手里就有闲钱了。现在一亩地要交几百斤谷子，卖给粮站还不给现钱，只给你打白条，农民上哪儿弄钱去？”

宋维扬问：“农税这些具体是多少？”

小卖部老板道：“三提五统多得很，每年还不一样，别说是我，估计镇上的领导都搞不清楚有多少农税。打个比方，以前土里长出100块钱的粮食，有90块钱都是农民的。现在嘛，农民自己能留二三十块钱就该笑醒了。”

“除了土地呢？”宋维扬问。

小卖部老板说：“以前养猪是自己的，种树是自己的。现在卖猪要收税，砍树卖也要收税。最气人的是村办企业！”

宋维扬笑道：“你们村里还有企业啊。”

小卖部老板说：“十多年前办的，大家都集资，这家10块钱，那家20块钱，有钱的就凑几百块钱。企业是大家的，赚到钱按股分配，过年的时候分钱特别热闹。后来不行了，企业不是大家的，是村里面的，整成了大锅饭，赚到的钱还要被镇上拿去一些。谁干啊？厂子就垮了呗。”

洪伟国解释说：“村里的厂子我知道，垮掉的真正原因，是产品卖不出去。”

宋维扬问：“以前产品都卖到什么地方？”

洪伟国说：“卖到附近的乡镇集市，顾客都是农民。后来农民手里没闲钱，买产品的就少了。”

宋维扬默然不语，寥寥几句话，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中国乡镇农村的市场崩溃。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之后的十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并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当中，农民收入最接近城里人的时代——空前绝后。

这十年间，农村、农民和农业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农民粮食充裕，还搞起了无数乡镇和村办企业。而那时国家财政虽不宽裕，但还不断拨款新修水利，并帮助农村建设医保体系和教育体系。

可到了1987年之后，财政分灶吃饭，事权下放，农村所有事情都由乡镇政府负责，连军烈属的费用，市以上财政都不拨钱了，实际的结果就转移负担给农民。农村包括修路、通电、电话、盖学校都要靠农民集资，而农民出钱之后，这些东西的产权却不是农民的。

接着又是94年税改，地方政府没钱，搞得市县级别也从农民身上捞钱，农村负担呈几何倍提升。

农村，农民，似乎一下子被遗忘。

宋维扬想要搞这个论文的最初目的，是因为喜丰的产品只能卖到县一级，村镇市场的收益几乎为零。他从那些数据中发现，中国农村的经济是崩溃的，而此时有九亿农民，这九亿农民丧失购买力，还谈什么拉动内需？

不调查没有发言权，通过跟小卖部老板的一番交流，宋维扬发现，9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放缓，而是加速了！

农村改革的速度，远远超过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只不过农村改革的方向跑反了。